傅国涌：对「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遗忘，是我们莫大的损失
黄土地上望星空
窑洞文化撞击企业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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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自然是因为胡有着“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与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这些能力，有助于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有助于迅速聚集财富。
但胡氏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他算不上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等人，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一
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中国的近代企业家群体大致有五种不同类型，也就是五个来源：
一是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一般拥有科举功名和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这是民营企业的早期形式。第一代绅商型企业家包括同属“状元办厂”的江苏人陆润庠，安徽人周学熙、孙家鼐、孙多森，以及浙江人严信厚、严子均父子等。
二是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他们从做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纯粹的商人身份。叶澄衷、鲍咸昌、宋炜臣、曾铸等都属于此类，“五金王”叶澄衷，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鲍咸昌、夏瑞芳，也和荣氏兄弟一样，在上海做学徒出身。
三是买办型。以早期的朱葆三、虞洽卿和后来的刘鸿生为代表，他们虽然都是买办出身，但在掘得第一桶金并完成原始积累以后，就开始投资办企业，完成身份的转换。“买办”说到底是一个中性词，类似今天外资企业的高级白领或金领，并不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政治符咒。这一类型的早期代表还包括朱志尧、王一亭、徐润等人。经济史学者严中平在《中国棉纺织史稿》中说：“买办不但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需的大量资金，并且拥有创办现代工厂所必须具备的某些‘洋务’知识，而这却是一切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等土财主纵使花费巨额资金也无从购买的。”
四是侨商型。就是回母土创业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以及先施公司的马应彪等人。
五是知识型。代表人物有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以及陈光甫、周作民这样的银行家，他们或是留学美、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但他们有见地、有魄力、有能力，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在近代企业家阶层中，他们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从来没有把利润最大化看作第一追求，而有着更高的目标，他们中许多人甚至算不上是资本家。
♦ 左起：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
二
何为真正的企业家？
荣德生在七十三岁时说过一番话：
“回想四十五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
”荣氏兄弟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科举功名，更无雄厚资本，先天条件并无优势，外在的环境因素则与同时代人一致。荣德生总结自己的创业经验，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还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和平耐劳”的校训。
我觉得，还应该加上“识”“能”“德”这几个字，如果没有过人的见识、相当的管理能力，以及对兴学等公益事业的热诚，很难想象他们能成为那个时代享有盛誉的企业巨子。我很赞同有人已指出的“天道酬德”这个说法，成功背后一定有相通的因素，包括天道酬勤、天道酬俭与天道酬德。如果不是这样，则一定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荣氏兄弟和刘鸿生既是企业家，也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巨额个人财富，在自己创办的大多数企业中享有控股权。但企业家并不等同于资本家，包括张謇、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他们自身都不是资本家，也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企业创办人。他们和自己的企业血脉相连，是企业的灵魂、核心、精神领袖，甚至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他们给企业提供的是头脑，是动力，企业已与他们的生命合为一体。
何谓企业家？从张謇到卢作孚，我们可以给企业家这个特定角色一个清晰的定位。
企业家与资本家不同，与富人、有钱人也不同。1946年，享有“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称誉的荣德生在上海被绑票，绑匪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说自己是事业家，而非资本家，因为自己的钱全投资在事业上面，而资本家可以将钱放在家里，不信的话尽管去调查。绑匪把价码降到了五十万美元，他也没有打算给，在立下的四条遗嘱中说道，如果拿出这笔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这就是企业家与资本家的不同，前者关键时刻看得最重的还是事业。
“企业家”这个概念本身有着特定的内涵，我个人觉得，至少包括四个特征：
一是经济创造力，就是敢于挑战风险、勇于把握新事业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企业家的内在驱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往往缺少类似的冒险、开拓、创新等因素。
二是价值观。实业救国、工业救国、民生救国、棉铁救国等理念曾风行中国，胡厥文中学毕业就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1914年考入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时，他认为机械是工业之本，选择了机械科。1918年毕业后，他抱定信念：一不做官，二不从教，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企业的凝聚力往往建立在企业家引导的核心价值之上，而非完全依赖外在规章制度的约束。
三是社会责任感，不以盈利为唯一目标，重视社会信誉，以服务社会为自己的最高选择。“永久黄”团体制定的“四大信条”，以及民生公司在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宜昌大撤退中的巨大牺牲和出色表现，都是最好的证据。“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是张謇的名言。荣德生的座右铭为“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卢作孚信奉的是“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
四是管理制度化，现代企业不是旧式作坊，不是手工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大规模机器生产，从生产到经营，如果没有制度规范，一切无从谈起。大生纱厂创办之前，张謇即手订《厂约》和一系列章程，早期得到较好的执行。穆藕初率先引入美国最新的科学管理法，并使之本土化。各企业先后引入以严格核算为基础的理性化簿记制度，包括会计成本核算制度。他们相信专家的作用，对新机器、新技术、新人才具有相当的认识，以工程师制代替了最初的工头制。尽管他们的企业管理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抗战之前，荣氏企业、刘鸿生的一系列企业、卢作孚的民生公司、范旭东的“永久黄”团体等，都已经走向制度化。
上述四个特征缺一不可，成为衡量企业家的基本要件，共同构成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对于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来说，这种精神要比一切计算更具有根本性。荣德生在他哥哥荣宗敬六十虚岁生日时说，精神才是立业之本，家兄一生事业靠的就是充实的精神。这个“精神”无疑就是企业家精神。
三
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经办的企业已具有明显的现代特征，通过取名即可看出一些端倪：“大生”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茂新”“福新”“申新”都有一个“新”字，“民生”本身就是宗旨，胡厥文办机器厂叫“新民”，“久大”“永利”“德大”“厚生”“大中华”……也都寄托了创办人的怀抱。
再看商标。大生的“魁星”“寿星”等棉纱，荣氏企业中“兵船”面粉、“人钟”等棉纱，德大的“宝塔”棉纱，久大的“海王星”精盐，永利的“红三角”纯碱，大中华的“美丽”火柴，唐山启新的“马”牌水泥，华商上海水泥公司的“象”牌水泥，章华的“九一八”哔叽细呢，天津东亚公司的“抵羊”（即“抵制洋货”）牌毛线……都是当年的著名商标，有的曾打入国际市场，风靡一时。大生二厂和三厂同属一个集团，还为相似的商标发生过争执。可以肯定，那个时代站在最前沿领导风气的企业家已具备强烈的商标和品牌意识，把产品的质量和信誉看作企业的第一生命。
二十来岁就做了老板的古耕虞说：“信用是买卖人的无价之宝，是不能以数字来衡量的。”他百分之百地信守合同，一向保持AAA的最佳银行信用评级。这位爱穿中国长袍的“猪鬃大王”还将自己一贯遵守约会时间、一丝不苟的行为称作“企业家风度”。
他们对企业性质的探索、实践，已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大生从创办之初就是股份制，民生公司为防止大资本控股而分散股份，天津东亚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不怕股东小，就怕股东少”等口号，最多时股东有上万人。荣氏企业热衷的无限公司形式，“肉烂在锅里”，已成为资本积累、扩大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
无论大生企业集团、荣氏企业集团，还是刘鸿生的企业系统，都不是创办者单枪匹马或者一个家族就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是用人、凝聚人。民生公司和“永久黄”团体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成为中国企业史上超强的两个团队。范旭东和卢作孚特殊的个人魅力，感召并集中了一大批各个层面（从管理层到技术层）的精英。否则，成就这些事业是难以设想的。
当然，仅有中、上层的结合还不足以打造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大企业。还需要企业文化来凝聚整个企业。
无锡申新三厂推行劳工自治区是个很好的试验，可惜被抗战的烽火打断。刘国钧总结经营经验，在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三个“一点点”口号：“货色要比别人好一点点，成本要比别人轻一点点，价钱要比别人高一点点。”他将口号烧成蓝底白字的搪瓷标牌，悬挂于车间、走廊、餐厅、写字间等处，办厂刊、编格言，人手一册。
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个厂发展到四个厂，从常州发展到上海，从一万纱锭发展到七万八千八百六十三纱锭，从两百台织机发展到两千七百零七台，从零到拥有日产五千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从五十万元到四百万元注册资本，八年里翻了八番，经济学家马寅初称之为“罕见的奇迹”。
宋棐卿于1932年开办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东亚精神”，制定《东亚铭》，编印《东亚精神》小册子，公司有职工青年会、学术研究会、职工夜校、基督教团契，还有国剧社、合唱团、球队、国术学社等。许多企业都办有连续性内刊，“永久黄”团体有《海王》，民生公司有《新世界》，荣氏企业有《人钟月刊》，天津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有《东亚声》，还有教各种生活常识（特别是教妇女织毛衣）的《方舟月刊》，每月销行一万两千册，直接订数就有七八千册。
还有一点不可忽略：爱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企业家的共性。
1926年，吴百亨在温州开办百好炼乳厂，他的“白日擒雕”牌在温州主要与英国的“鹰”牌竞争。1931年，对方出十万元购买他的商标，他回答：“我办‘百好’，是为了兴办国货，抵制洋货，不单是为了金钱，擒雕牌的商标权我绝不出卖。”他反而劝说前来洽谈的买办离开英国公司，自办实业或经营本国产品。
“九·一八事变”后，由胡厥文主持的上海铜铁机器同业公会在《申报》发表《铜铁机器业抗日救国决议》，提出组织义勇军，各厂准许职工加入，在最短时间赶制迫击炮、地雷、手榴弹、机枪等主张。“一·二八事变”时，他亲自参与用水雷攻击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行动，并在一枚弹头上写下“抗日必胜”四字。1937年，新民机器厂等上海一百四十六家民营工厂不畏艰危，西迁入川。
“八·一三事变”发生时，正在德国洽谈人造石油厂的“味精大王”吴蕴初匆忙回国，他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对得起自己的国家。”
1949年，吴蕴初、荣德生、胡西园、古耕虞……那么多在各自领域称“王”的企业家选择留下，卢作孚、刘鸿生后来也从香港返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对这个国家、民族刻骨铭心的情感，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国家去做“白华”。
“企业家精神”在西方的含义十分明确，就是在经济合理的基础上勇于挑战一切风险、把握一切机会的创业精神，这是一个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强大的内在驱动力。在荣宗敬、刘鸿生等人身上，明显存有这种冒险和开创精神，他们内心对于求新、求多、求大，有着不可遏止的强烈冲动。
但是，冒险、开拓、创新等价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毕竟比较匮乏，因此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从开始就和西方有所不同。
在张謇代表的第一代企业家身上，可以明显看到儒家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们有经世济民的入世情怀，带着浓厚的实用理性色彩，对于冒险、开拓的兴趣并不很大。到受过新式教育、接受全新西方思想资源的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那里，则有了现代化的自觉追求。在他们之间，相通的是“实业救国”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卢作孚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
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论断：与西方十七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二十世纪的中国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地方精英阶层所以承担起社会公益事务的责任，是出于社会开放和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这就可以理解穆藕初一掷万金去助学的义举，理解张謇在南通的作为，以及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为促进城市化所做的一切努力。
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张謇是第一个例子，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与楷模。他生逢一个大转型的时代，用三十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政治改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革新，那么他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延伸，实业、教育与政治改良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
之前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洞察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更没有想到政治制度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讲，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由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开始的一系列学校—从师范、专门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幼稚园直到大学、盲哑学校，从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从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到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于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觑。范旭东在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工业重镇，卢作孚对重庆北碚的建设与他的民生公司几乎同步。值得注意的是，还有许多地方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永利南京铔厂所在的大厂镇等等，都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生动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成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要说企业家留下的本土传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
这些实业家们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着。与那些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跟进的。
古老民族应该珍视自己的本土资源。企业家阶层是近代的产物，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的实绩本身，已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
本文摘选自《大商人》读库本系列，傅国涌著，读库出品，新星出版社2020年出版，已获授权。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拟，原题为《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作者简介：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主要关注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命运史、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和近代企业传统等。著有《文人的底气》《历史深处的误会》《笔底波澜》《过去的中学》《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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